多年前的一张陌生人照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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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说:“不送了。”

曹景记把门关上了,动作就像他打开时那样轻。

张弓键的脸就很白。比他还白?那还是人的脸吗?

我陡然想起那人就叫曹景记!

我一下想到,我可能真的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了。

有个矮个子男人迎面走过来,他跟我打招呼:“曹景记,你回来了?”

我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曹景记突然对我说:“要不,咱俩就换换?”

《新青年》封三上我那个漫画,我见过,画得特别像。接到那本杂志的时候,当时我还感叹半天,不但形似而且神似。后来,我专门问过那家杂志社的编辑陈大霞,问她那个漫画是谁画的,她说是他们那的一个美术编辑照我的几张照片画的,她还告诉我那个美编姓肖。

他和我长得像极了,我遇见了我!

其实,这根针就在我脚下——有一次,我跟一个朋友闲聊,说起了这件事。他说:“我知道这个公司呀,前不久,他们还找我写过一个本子呢。”

我看着他的眼睛,突然问:“你前一段时间去没去过东北?”

“也不是。”我知道我遇见的是一个饶舌的人,就避开谁是谁弟弟这个十分不沾边的问题,直接问:“他的办公室在哪?”

我忽然想起一个电影,两个人害死了两个警察,把他们的衣服从身上扒下来……那电影中的两个亡命徒跟这两个人还真是像。

假如我挑破那个秘密,我能活着走出这间房子吗?

“噢。”我随口说。我看不清他的脸。

曹景记指指我,对那两个人说:“你们看看他。”

我说:“这房子采光不好吧?”

我说:“不是。”

只有我和他。

我说:“你帮我找找他的电话,行吗?”

曹景记说:“那可能是变态。”

然后他又摸了一下鼻子:“那时候我刚刚调到公安局,正巧接到一个案子,诈骗,罪犯嫌疑人跑到黑龙江去了。但我扑了个空……”

我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剧院中,四周的座位都空着。帷幕慢慢拉开,台上也是一片漆黑,只有一束惨白的光,从舞台后直直伸出来,照在我脸上。我看不清四周。一个恐怖故事要开演了……

我鼓了鼓勇气,终于说:“曹景记,我想问你一件事,你别介意啊。”

曹景记说:“我送你。”

我是一个写恐怖故事的人。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会把作者当成参照物。大家都是脆弱的,都是极富暗示性的动物,如果他们知道,对他们说“不要怕”的人,其实心里更怕,那他们咋办?

我要找到这个多年前的一张照片上的人。

现在我就遇上了,这个恐怖故事刚刚要开演。

我眼睛一亮:“他们在哪?”

虽然希望渺茫,但我还是决定去《卖》报找找他。

我除了要在故事中做一个榜样,而且我还打算满足读者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种要求。(除了你跟我借钱。)我的信箱请在我另一本书《三减一等于几?》中查找。

我接过来看,果然像!

出了门,他又轻轻把门关上,然后他低低地说:“要是你发现那个人在北京出现了,你立即通知我。”

送走张弓键馆长之后,我一直都在想那人的长相。

那年,海南电视台有一个导演,飞到古城西安(当时我在编《朋友》杂志),要把我的这个苦孩子的经历拍成电视剧,8集。他把名字都想好了,那名字很俗,听的人都不好意思,在此不提。

那是一个很旧的楼,所有的窗户都没有亮光。

他意会地笑了笑:“我知道你有事。”

女主角8个,一集一个。男主角当然是我。我当然是一个。

我说:“你笑啥呀?”

一个直觉冲击着我的脑海——就是他!

我说:“咳,真不是我!”然后我对发现这封信的那个编辑说:“你把信封找来。”

我说:“就是。”

我当天就去了。

他并没有吃惊,只是说:“是吗?那不是我,你又搞错了。”

一张脸出现在我面前,把我吓了一跳。

曹景记说:“我的哥哥弟弟长的其实并不像我。”

一个人,匆匆走过,看了我一眼。他也许是小偷。他也许在对我说:小偷向您提示,谨防警察。

我说:“那可能是我搞错了。”

我说:“我叫周德东。”

那俩人感叹:“你俩真像。要是你当他,或者他当你,肯定没人能认出来。”

一个月前正是假周德东在天安县为文学青年讲课的时间。

他补充说:“他是那种没血色的白。”

我俩都愣住了。

其中一个人看了我一眼,没有一点笑意,他问曹景记:“这是你哥哥吗?”

然后他拿出他的警官证,在昏黄的灯光下递给我:“您看看,我现在是警察,不可能冒充你。”

“再见。”他们是一同说的。

我说:“几年前,你不是给《朋友》杂志社寄过一张照片吗?”

曹景记说:“不行,楼道黑。”

他送我到了楼梯口,有了点光。

我苦思冥想,感到很玄乎。

那个要扶持天安县文化事业的人是为了骗车。

有个人曾对我说,假如你夜里看不同的陌生人的照片,超过一万张,你就会疯掉。我一点都不信。

我一惊:“换什么?”

出了那个旧楼,我感到无比孤独。

这是一个很简陋的房子,一看住的就是那种随时要搬走的人。屋子一角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书。房顶有一只很小的灯泡,昏昏黄黄。

我想了想,说:“我是个作家,写恐怖故事的,我可以进屋跟你聊聊吗?”

可是,冥冥之中就像有什么安排——正像我说的,写恐怖故事的人早晚要遇到比他的想象更恐怖的事情。

虽然我的职业是写恐怖故事,但是我希望生活中所有的恐怖都是故事。

我努力回想。他的单位好像是一个叫《卖》的报社。我记得当时我还为这个报纸的名字叫好,我说:“这名字真简单。假如办一份全是各种商品信息的报,名字叫《卖》,那多好啊——《卖》报《卖》报”!

那个公司的人也都说我和曹景记长得像。

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,天快黑了。路灯亮了,个别的小偷已经从洞口露出眼珠。

我的眼睛凑近其中一扇门的时候,那扇门竟然自己慢慢拉开了!

我又问:“你去干了什么?”

他也四下看了看,说:“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搬走了。”

他刚刚开演。

之后,我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打探这个叫24小时的影视公司。

他认识我,可我不认识他。

他自作聪明地说:“您把自己的照片寄来,骗我们玩。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”

我挤出一点笑,带着讨好的味道:“你真会开玩笑,当一个卖字的作家多苦啊。”

他坐在我的对面,亲口对我讲了前面那个脸很白的周德东的故事。

我一边走一边看一个个门牌号。我只有把眼睛凑近门牌号才能看清。

哪个人都有实际的目的。

他和我面对面地站立。

那矮个子男人走近了我,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,他惊叹道:“嘿,你和他长得真像!对不起。您是他弟弟吧?”

我仍然看着他的眼睛说:“也许是。”

他斜着眼睛看我,得意地笑了:“那他就是您弟弟了。”

我不解的是,他竟然有我的身份证!伪造的?当然,现在连乳房和处女膜都能伪造,造个身份证更应该没什么问题,可是他并没有干啥坏事,为啥下这么大的工夫?

他说:“就是我当你,你当我呀。”

他说:“我去的那个地方是方圆县。”

说完这句话,我的心剧烈地跳起来。

另一个编辑看了后,朝我鬼鬼地笑。

然后他又盯住我的眼睛:“你怎么知道我去了黑龙江?”

我揶揄道:“他还有我的身份证呢,所以,我看你的警官证也没啥用。不过,这个冒充我的人到那里并没有骗钱财,反而干了些好事,没啥,我之所以查这件事,是因为我觉得很怪。”

最高一层。

我说:“天安县。”

他反问:“你是?……”

他们进了屋,都坐在沙发上,不说话。他们坐在我和门之间,也就是说,他们的四条腿挡着我出去的路。

假如他仅仅是长得凶恶,哪怕再凶恶,我都不会这样怕。因为,那种危险是大家共同的危险。而现在,他仅仅是长得像我,没人注意到这件事情,没人察觉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,没人帮助我。就像孩子看见了一个贼可怕的东西,正一步步朝他逼近,但是大人却看不见,继续在灯下织毛衣……

我回头看了他一眼,那束灯光照着他很白的脸,贼吓人。那一刻,我觉得他的眼神可疑到了极点。我低头匆匆走开。

他说:“一个好像叫24小时的影视公司,听说他去当副总经理,听说薪水特别高……”

我在新闻出版这个圈子呆久了,很熟,我很快就找到了《卖》报社。那是一座写字楼,里面有很多公司。我走在楼道里,东张西望。

最后,我终于没找到曹景记的任何联系办法,只好沮丧地离开。

他犹豫了一下,说:“……只是他的脸很白,比我还白。”

我先说话了:“你是曹景记吗?”

“只是什么?”我问。

一个职员告诉我,曹景记一个月前就神秘地辞职了。而且,他和公司里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。

这世上的事,世下的事,我搞不懂,咱们都搞不懂。

他说:“是的。”

我避开他的问话,继续问:“是黑龙江吗?”

他又问:“他去的是什么地方?”

他也想了想,然后说:“你想进就进吧。”

他摸了一下鼻子。我觉得他是在掩饰慌乱。然后,他说:“我去抓一个骗子。”

这句话中加个“了”,味道就变了。气氛一下紧张起来。

他说:“您不知道?他半年前就跳槽了,那段时间我不在,我表姐生病了……”

不管怎么样,我还是请他和他新婚太太吃了顿饭店。他太太叫花泓,长得挺漂亮,好像在县政府工作,文秘之类。

过了很长时间,热心的矮个子男人才出来,他说:“真抱歉,曹景记跟他们都断了联系。平时,他和同事们的关系都不错,可是……”

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,说:“你找我费了很大劲儿吧?”

……我忽然想起多年前一张旧照片。

我哆嗦了一下。我看看曹景记,连忙说:“熟人还是能区别出来的。”

我问他打的电话是什么号,他说了8个数,那确实是我的电话。可为啥和他通话的是那个人呢?张弓键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,正巧他溜进了我的办公室?

他想了想,说:“是。”

他的脸很白,是那种没有血的白。

我着急了,问:“他去啥单位了?”

我观察着他们的脸,他们的神情都有些怪,很飘。

叫爱婴的那人冒充作家是为了逃避收容。

我说:“我开啥玩笑了?”

我一帆风顺地找到了那家公司。

我皱了皱眉:“你去抓骗子?”

那两个人都挤出一点笑:“我们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。”

曹景记站起来,打开门,我看见门外有两个穿警服的人。那一瞬间,我应该一下想到是曹景记犯事了,警察来抓他。可我没有那样想。我当即认定他们是曹景记的同伙。我甚至怀疑他们是被曹景记施了法术的纸人,因为他们的脸也都很白,白得不正常。

晚上,我的朋友打电话来,告诉了我详细地址。果然就在我工作的编辑部旁边,三环路上。第二天我就去了。

我忽然想到,他随时都可能在我眼前消失。也许,现在不问清楚,我就再也找不见他了,而那个事件也就成了永远没有底的谜。

曹景记也对那两个人挤出一点笑:“你们觉得呢?”

他继续看着我的眼睛:“你为什么要找我呢?”

他坐在我的对面。他没有给我倒水,两个人就那样干巴巴地坐着。他看着我的眼睛,问: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?”

我说:“我不是曹景记,我找曹景记。”

我问那个职员:“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?”

张弓键到北京旅游结婚,他带着新婚太太到编辑部看望我。

“去过。”接着,他也盯着我的眼睛,问:“你怎么知道?”

他冷冷地说: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
曹景记对他们低低地说:“进来吧。”

可这天夜里,有个编辑突然叫起来。我问她咋地了,她举起一张照片说:“这有一个男的,跟您特别像!”

但是,我必须表现得腰杆很硬气,神经很茁壮,生命很阳刚。

他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阻止我,他说:“那好吧。”

为了掩饰尴尬,我假装左顾右盼地打量他住的这个房间。

他说:“你等等,我去采访部问问。他原来一直做记者,他是个很敬业的记者……”他一边说一边走进了一个办公室。

我鼓了鼓胆气说:“曹景记,我还有事,我走了。”

他说:“好像就在你们编辑部附近。等我回去找到名片再告诉你。”

接下来就没什么话说了,很静。

我装做没事儿一样说:“我记得曾经接到过你寄的照片。因为你长得跟我特别像,所以记得很清楚。现在我到北京工作了,偶尔想起你,就找来了。”

这时候,墙上挂的那个破钟敲响了,很刺耳,“咣!咣!咣!咣!咣!咣!……”丧钟为谁而鸣。

我坐下来。我印象最深的是窗户上挡着严严实实的帘子。那帘子是黑色的,好像很沉。

他们是警察?我觉得他们穿的警服都不合体。

我说:“这两个县挨着,太巧了。”

我知道,他一直在试探我。我有点紧张。

可是,我怎么都想不起那人的名。

金宝说那个人跟漫画上的我一模一样,就说明他和我很像。

难道是他?

我的心抖了一下。

我慢慢地爬上去。楼梯很黑,有一股霉味。我在走近一个可怕的谜底。

然后,他对我说:“这都是我们刑警队的同事。”

他竟然和我很像!

而这个神秘的人是为什么?

他皱皱眉:“什么《朋友》杂志?我根本不知道。”

张弓键当时很激动,他说:“太像了,根本分不清!如果您不是这样严肃,我还以为您跟我开玩笑呢!只是……”

当时《朋友》杂志上还登了一启事,为这个戏选男主角和女主角。

那个人说:“我几个月前取资料去过一次,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住那儿。”然后,他把那个地址告诉我了,是玫瑰居一带。

我走过那两个人的四条腿时,也跟他们打招呼:“再见。”

其实我胆子不大,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就可能让我感到阴虚虚,排解不开。假如生活中有个陌生人一直怪怪地盯着我的眼睛,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,超过半小时,我会跟你一样,最后惊慌失措,撒腿就跑。

“不,不是。”

我最害怕这件事。

另一个说:“那就是你弟弟。”

我说:“打听的。”

她就把那信封找来了,上面的地址是遥远的北京……

我毫不信任地说:“我实话实说,不想绕弯子,那段时间,有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到黑龙江冒充我,我怀疑是你。”

他说:“真是怪了,我根本没寄过什么照片。”

这人是谁?

就是他。

这算是我的职业道德吧。

楼道里没有灯,暗暗的,一片死寂,只有我慢吞吞的脚步声。我甚至怀疑这是个废弃的楼。

我说:“有空你到我那去玩。”这完全是一种客套,我没给他名片,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地址和电话。

报名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,都装着照片和简介。那些信堆了半房间。有俩编辑专门加班帮我拆信,每天都干到很晚才回家。

这时候,有人敲门。

他说:“周老师,您别开玩笑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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